张挹兰: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唯一女性绞刑架上怒喝“行刑吧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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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7 年 4 月 28 日下午,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,李大钊第一个昂然地走上绞刑台。和李大钊同时遇难的 19 位烈士中,有一个身躯瘦弱而神态非常镇定的女子,同样面不改色地走上绞刑台,被敌人残暴地绞杀了。她就是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张挹兰。

  1927年初的北京报子街49号,《妇女之友》杂志主编张挹兰正在翻阅《新文化》杂志创刊号。 这本杂志里面,有一篇题为《母爱之调节与其要点》的文章,正是她的大作。但是就是这篇文章,把她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  这篇文章是张挹兰应《新文化》的约稿而写的,在这篇文章里,张挹兰提出“实行生育节制才是解放妇女迫切之举”,这可是在当时属于石破天惊的观点!宣传妇女避孕,让张挹兰遭到了一些文人连篇累牍的咒骂,《新文化》杂志也被骂为“只会宣传淫行的淫书”。

  读到那些咒骂,张挹兰猛地一拳砸在了桌子上。她想不明白,难道女人除了伺候男人、为男人生孩子,再没用处了?!

  张挹兰想不明白。这个看似瘦弱,却有着火般热情的女子,想起了李大钊先生。自从担任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后,她有机会接触到的北方领导人,也是她革命的导师李大钊先生。

  李大钊见到张挹兰后,第一句话便是:“你在《新文化》上的文章我看了,我很赞同你的观点,尤其是你说的‘我希望今日之母亲,对于儿女开导性欲的责任,应与饮食住供给一样平视’!”

  张挹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,轻声说道:“先生,你也认同我的想法?我始终觉得中国女子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,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压迫,另一个就是重男轻女思想!”

  李大钊点了点头,说道:你还记得你组织公演的话剧《复活》吗?你看它的反响那么好,所以今后你应该多利用话剧等新式武器来开展活动,让更多的妇女群众明白我们的信仰!”

  张挹兰的祖父是前清的一位秀才,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。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,祖父起初是不想让张挹兰上学读书的。在小张挹兰的死缠烂打之下,祖父勉强答应教她认字,但却还是不让她进入学堂,只是在那些男学生们放学后,再教她读书认字。

  但张挹兰的祖母却是一个非常顽固守旧的人,她坚决反对祖父教孙女识字,每天都会和祖父争吵。于是祖父无法继续教她,张挹兰就偷祖父的书,躲在房间里自学。几年下来,她认识了不少字,还学会了借助字典阅读文章。

  张挹兰十七岁时,由家庭包办,嫁给了当地一位忠厚善良的农民,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没想到儿子一岁多时,因为一场瘟疫去世,这给张挹兰的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打击。丈夫见她郁郁寡欢,怕她憋出病来,只得同意她去县城女子小学读书、排解心中悲痛的想法。

  在县城女子小学这所“洋学堂”里,张挹兰勤奋学习,很快成为了远近闻名的“女秀才”。一年后,她便被当地的一家大户请去当家庭教师。由于张挹兰教学认真,带出来的孩子成绩突出,许多家长纷纷托关系把孩子送到她的手下读书,她也成了全县的名人。

  张挹兰教课的这家,与她丈夫算是同一宗族的族人。在担任了一年多家庭教师后,张挹兰提出自己的学问还是不够,提出到北京求学,回来可以更好地教孩子们读书。她的这个想法,得到了宗族族长的支持,族长答应以宗族的名义,每年为她提供 150 元学费,让她离开湖南到北京求学。

  张挹兰到京后,进了一个私立补习学校学习。由于经济原因,她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,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,但她却满不在乎。

  1922 年,张挹兰被北京大学预科录取。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,她用白话文给湖南那位族长写了封信汇报自己在北京的情况,却惹怒了守旧的族长。从此,宗族中断了张挹兰的学费,张挹兰只得半工半读维持学业。她当过家庭教师,也做过报社的抄写员,但这些工作都不足以维持她的学业。幸好张挹兰在校成绩优异,获得了北大每月15 元的奖学金,这才渡过了难关。

  1924 年,张挹兰从北大预科毕业,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。在这里,她结识了李大钊和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。当时正是孙中山在中国的帮助下,改组,确立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际,李大钊也正在积极帮助发展党员,培养骨干之中。

  受他们影响,张挹兰热情地投身革命运动,加入了,并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,并主办了《妇女之友》杂志,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。

  《妇女之友》从 1926 年9 月创刊,到1927 年 4 月被查封,先后共发行 12 期。这本女性刊物,唤醒了无数在黑暗中挣扎的妇女,使她们逐渐觉醒起来,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。

  作为主编的张挹兰,在人的帮助下,对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她对广大女性说:中国妇女受到了重压迫,除了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外,还受重男轻女的封建度的压迫。所以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是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,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。所有女性都应该团结起来,铲除国内的恶势力,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,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。

  1927年春,北方革命形势逆转,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肆抓捕国共两党北方领导人,张挹兰也在被缉捕的名单上。当时北京到处张贴着“宣传赤化,主张共产,不分首从,一律死刑”的文告,北京地区的人和被张作霖视为心腹之患,企图一网打尽北京城里的革命者。当时有人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张挹兰,建议她暂时离开北京,但却被她拒绝。

  1927年4月6日清晨,张挹兰被捕,被押到警察厅拘押。她在这里遭受了多次审讯,但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机密。

  4月28日,张作霖的特别法庭仅用了半天时间,便判决李大钊、张挹兰等20人的死刑。李大钊、张挹兰随后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,被秘密处以绞刑。

  敌人把李大钊视为“罪魁祸首”,第一个把他送上了绞刑架。为了延长他的痛苦,刽子手们对李大钊实行了异常残酷的“三绞处决法”。敌人把李大钊绞昏后又放下来,劝他“悔过”。李大钊说:“你们把我绞死,我的灵魂不死,革命不死!”

  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,然后又把他放下,又劝他“悔过”。李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,冷笑一声说:“力求速办!”

  张挹兰是20 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,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。在敌人长达 3 个多小时的绞刑过程中,张挹兰一直在绞刑架下观刑,但她却毫无惧色,视死如归。当敌人最后一个喊到张挹兰的名字时,她踏着夕阳,义无反顾地微笑着走上绞刑台,冲着敌人怒喊道:“行刑吧!”

  敌人在执行绞刑之前,拍摄了一些照片。从照片上,我们可以看到张挹兰穿得特别整洁、干净,头发梳得也很齐整,她的姿态安详,眼神坚定刚毅,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和蔑视。在目送自己的战友们一个个倒在敌人的刑具下之后,刽子手最后叫响了她的名字。她面不改色,挺胸昂首地走向绞刑架,从容就义。

  在敌人的行刑报告上,我们看到了二十位英烈就义时的情景:“行刑既毕,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,男尸19具,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,面皆俯向下,皮肤惨白,颈或有红痕者,头发无不蓬乱,衣多布衣,履多布履,一望固知其为寒士也”。

  烈士们牺牲后,张挹兰的战友褚松雪写了 一篇《哭张挹兰》的文章,刊登在报纸上。文章说:“ 革命是准备着牺牲的。许多同志悲愤李守常先生之被惨杀,因而更增加其革命的勇气。挹兰的死,至少也可以引起妇女界的愤慨而紧张其革命工作的。对象越深刻,刺激力也越大。历史告诉我们:革命党人是杀不完的,而且只有越杀越多的!挹兰真正用生命实践了曾经的豪言:“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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